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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之路——访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原县政协五、六、七届委员杨耀孙
 

2015年8月31日  15:27:28   


勤奋求学中选择学医之路

我出生于19312月,我的家在清代曾是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在清末是一个七品官,先后在四川、安徽等地任过知县。父亲也是个读书人,我家也算是书香门第。虽到我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靠祖上留下的财产维持全家生计,也绰绰有余。因此我的童年生活在无忧无虑中度过。

当我到了入学念书的年龄,正碰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受其影响,我到8周岁时才入学念书。学校是在家隔壁的一所叫明达的弄堂小学,在入学之前,父亲已经教会了我不少字,因此上学后直接念小学二年级。大约在1943年,到上海南市的建平中学念中学,因小学成绩好,又直接升入初二就读。建平中学是汪伪政府举办的,校长是一位军人。抗战胜利后,因学校是汪伪敌产而被解散。我又去考清心中学,结果被录取了。清心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分男校与女校,我理所当然就读清心男校了。中学毕业后,到底报考什么大学,家里花了一番心思。当年父亲还在世,按当时的情况,作为自由择业最好的专业是就读法律和医学,父亲认为干法律职业,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违良心的工作,而学医靠真本领吃饭,工作也好找,因此最后选定学医,就报考了震旦医学院(解放后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最终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震旦医学院,从此与医学结下了一生之缘。

震旦医学院学制6年,但因为医学院全部用法语教学,为此加学一年法语。6年学医,前3年为预科,主要学习生理学、病理学等课程,后3年为临床学课程和临床实习,我主修内科。在念大学期间,新中国成立,我经历了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此,跨入了新的人生之路。1955年春大学毕业,毕业分配之前,组织上从培养目的出发又安排我赴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进修,时间一年,1956年进修结束后,正式分配到上海仁济医院工作。

在仁济医院,我担任内科医生,当时医院规定除妇产科外,其他科室急诊病人都有内科医生首诊,特别是参与抢救重急诊病人,使我掌握了较为全面、扎实的医疗技术,学到了后来在农村医疗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本领,更是学到了救死扶伤的基本医德。4年后,我升任为仁济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我还在上大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早在我念中学时,一位姓秦的数学老师,是否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但最起码是接近共产党的,由他介绍我阅读进步书籍,为我讲革命道理。记得最深的是,介绍我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而使我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有了立志做一名进步的有志青年的想法。

照理讲,我出生在一个非劳动人民的家庭,要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从小就目睹了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期间政治腐败、为官者贪污的景况。也经历了物价飞涨的日子,例如到店里去吃一碗阳春面,进去时一元钱,吃完出来已经涨到两元了。结果是百姓遭殃,日子几乎无法过下去,所以到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要推翻这个旧世界,就特别期待,从心底里拥护。

另外,从我家庭的变迁中,认识到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要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丢弃不必要的包袱,思想上要求进步、学习上不断努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参加各种社会工作,接受组织上的考验。党组织看到我的进步,培养帮助我,使我的入党条件逐渐成熟。在大学毕业前夕,我还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实习时,由学生处杨姓等两名党员介绍,医学院党组织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

不久,我到北京进修,为了便于过组织生活,组织上也将我的预备党员关系转到北京,其间,党员预备期到了,进修医院党组织为我办理了转正手续,并将转正资料寄回上海。但当年广慈医院把这份资料归档在他们的文书档案中,而没有归入我的个人档案。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发现我的入党志愿书中没有转正记录,说我这个党员没有转正,是个假党员,还因我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而成为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停止了我的组织生活,直到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于1978年才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

 

投身奉贤的卫生医疗事业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非常突出,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去,党和政府发出支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号召。1960年春,仁济医院作了支援农村的动员后,我立即向院方提交了要求下农村的申请,并用大字报的形式表决心。在此之前,我也有两次下农村的经历。那是1952年和1956年,分别去上海郊区七宝和苏州木渎,主要任务是医治血吸虫病人。亲眼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亲自体验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落后。因此我决心离开条件舒适的市区医院,毅然决然地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对这样的选择,我终生无怨无悔。

最后我与江淑仙、薛竟存、徐行健4人被批准到奉贤县,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工作。我们4人来自仁济、广慈、新华等3所医院,分别是内科、妇产科、外科和五官科。据说原定到奉贤县的有5人,其中一名小儿科医生到奉贤一看,条件这么差,就反悔了,又跑回上海。我还记得,到上海接我们的是奉贤县卫生科(当时还未成立卫生局)科长李爱芳。说实在的,我当时年近而立,年富力强,又刚刚晋升为主治医师,如果留在上海市区发展,前途无量。再说下农村工资也下降了,因为当时奉贤是5类工资地区,而上海是8类地区。而让我意外的是,奉贤县人民医院设备比我想象的更简陋,连一台X光机和心电图机等基本设备都没有。镇上电力不足,经常停电,手术室灯光灰暗,开刀时要打上手电筒才行。工作生活条件无比艰苦,连自来水都没有,饮用的都是井水和河水。一些医疗用具、病人的床单、衣服等都在医院后面的小河里清洗,也没有严格消毒所需的设施设备。

到奉贤县人民医院不久,我担任医院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具体分管医院的医疗业务。在当时奉贤县人民医院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学习兄弟医院经验,从医院工作的客观规律和具体条件出发,完善硬件建设,加强医务人员队伍建设。建立各类常规制度,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很快医院面貌有了较大改观。至1965年,奉贤县人民医院病床达到200张,内、外、妇、儿、五官科得到大专业分科,对常见病、多发病和一般重诊,基本上能治疗和救治,还成功抢救了广泛性心肌梗死和严重烧伤病人,基本建成了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医院。

在办院过程中,奉贤县人民医院形成一种好作风和好传统,即不单纯地坐等病人来院,而是主动下乡出诊、为病人服务。我还清楚地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60年代初,当时农村还有集体食堂,邬桥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部分社员在食堂吃了晚饭后发生上吐下泻,疑是食物中毒,公社卫生院向县人民医院求助,医院立即组织几名医生,由我带队奔赴事发地。当时县城到邬桥只有一条狭窄的简易土路,县政府的吉普车把我们送到村口的石桥后,再也不能前行了,我们只能下车,手提肩扛把输液、药品、器械、担架等搬过桥去,再沿着田埂向事发地直奔而去。经了解,中毒社员是食用了喷有二二三(当地土话尼尼散)农药的蔬菜所致,弄清了病情,当即对症下药,经过一番抢救,病人终于脱险、转危为安。还有一次,在一个春寒料峭之夜,天下着雨,金汇公社一位病人大量吐血,情况非常危急。接到病情报告,我和一位五官科医生骑上自行车急着赶去。天黑雨大路滑,雨帘打糊了我的眼镜,一不留神自行车失控撞上前方的一堆石子,我从车上摔了下来。因惦记病人,不顾身上伤痛,扶起自行车再登车往前,赶到目的地时,病人家属急切地等在村口,我俩忙跟着来到病家。经过检查,排除了胃出血等症状,确诊为鼻后腔出血,随即抢救,血很快被止住,病人得救了。

在奉贤县人民医院,我虽然任医院副院长,主管的仍是医疗工作,更不脱离自己的临床业务,积累了一定临床经验,自己的医技水平有所提高、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应用。记得有一年,奉贤县委一位工农出身主要干部,突然在宿舍中晕倒,县人民医院接到抢救命令后,我当即第一时间赶到那里,凭着我的临床经验,诊断为心肌梗死引发的休克。但要转到市区医院,一来时间来不及,二来他的身体也不能大幅翻动,甚至连到近在咫尺的县医院就医也不允许,只能就地抢救,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我马上在他宿舍中实施抢救,不久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终于脱离了危险。1962年的一天,县里一家工厂发生火灾,4名工人严重烧伤,当时县人民医院治疗烧伤病人的技术还不高,甚至连一间像样的无菌病房也不具备,不少人认为,这样的病人最好转院到市区医院,这样一旦出事,我们医院就不用承担责任了。我想,这样的重病人转院途中十分危险,不能因医院怕担风险而转走病人。为了救灾人不能怕承担责任,而是要敢于冒风险。为此,立即在医院里划出一个病区,经严格消毒后作为无菌病房,对烧伤病人实施抢救和治疗,后来这4位病人伤愈出院。这些病例又丰富了我的临床阅历和实践经验。

 

文革中经历了人生的挫折

1966年,奉贤县人民医院刚刚走上正轨,一场大的风暴来临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从此中国进入十年动乱的年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社会事业倒退,医务界也不例外。我作为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也算是个小小的走资派,同时又是走修正主义白专道路的典型,首当其冲,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并且步步深入。

当时四清运动还未完全结束,我在四团公社一个大队任工作组组长,正在处理四清运动善后工作。造反派把我从四团叫回南桥,到医院一看,大字报铺天盖地,整整贴满了三间房子,都是些不实之词,既批判我是走资派,又批判我是修正主义黑苗子,把我对工作的积极肯干说成是投机革命。还说北京有个三家村,奉贤县人民医院也有个三家村,村长就是杨耀孙。更让我痛心的是,我背叛了原有阶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说成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就连做医生为病人治病,也被说成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上面提到的抢救心梗的干部和烧伤工人的两个病例,也成了我的一条重要罪状,说什么为啥不转院,简直是对革命干部和工人的生命开玩笑,就是为了抬高自己,这是明目张胆地反攻倒算,是向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挑战,真是罪该万死。

接下去是无休止的批斗,批斗会的次数不计其数,差不多隔几天就要批斗一次,火力一次比一次猛烈。有时作为批斗主角,有时作为陪斗对象。批斗时头上戴了高帽子,胸前挂一块打倒阶级异己分子跃荪(杨耀孙)的大牌子,鞠身90度,还多次遭受殴打。再接下去就是抄家,前后抄了3次家,其中上海老家抄了2次,甚至怀疑把东西放在空斗墙里,而把老家的墙也拆了不少,几乎把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全抄去了。再下去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连当医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工资也没有了,只发每个月15元的生活费。

面对如此的人生挫折,我仍苦苦地坚持着,我想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自己的理想,受再大的委屈也算不了什么,这就是我在文革中没有完全倒下的精神支撑。

1970年,我恢复了医生的工作,被安排在急诊室,虽然诊室内空荡荡的,什么医疗设备也没有,但我想只要恢复了做医生的权利,能为病人治病,其他什么都不在乎,尽管当时我手臂上戴有标志着被批斗、被打倒的黑袖章,但人民群众非常爱护我,都愿意找我看病,有一件事还记忆深刻。19703月一天的上午,一青年怀抱一个初生不久、且发着高烧的女婴,由他姐姐、姐夫陪同来到急诊室治疗。我立即站起来看看女婴的脸色,用手摸摸体温,全身滚烫,再对全身仔细检查,发现女婴腋下皮肤破裂化脓,就对女婴的家属说:这孩子腋下淋巴结肿大,造成皮肤破裂发炎,高烧近40度不退,病根就在这里。为此,我建议他们马上送闵行中心医院治疗。因为闵行中心医院医疗条件比奉贤人民医院相对好一些,而且有暖箱,可以进行急救。家属听从了我的建议,急送婴儿到闵行中心医院抢救。事后我得知,这孩子经抢救,3天后高烧退去,病情好转。孩子出院后家长还专程来找我表示感谢,我连连摆手说,这是我们医生应尽的责任。这或许应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那句古话吧。后来又到肿瘤病房工作,开展肿瘤病的普查。19718月调至海滨医院,参加肝炎病房工作,进行急慢性肝炎中草药治疗的临床研究。1973年,又参加结核病防治工作,学习胸透、读片技术,在实践中摸索和掌握防痨规律,并一直坚持到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开展农村结核病防治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推翻了我头顶上的不实之词和不白之冤,仿佛获得了重生,从不堪回首的噩梦中走了出来,再一次迈开了人生的坚定步伐。197811月,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奉贤县结核病防治所所长、党支部书记。当时奉贤县肺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为传染病中的最高位,据1975年的统计资料,结核病总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三十点九,占传染病死亡人数的77.7%,均位居首位。

奉贤县结核病防治工作起步较晚,唯有急起直追,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我在市卫生局和县级领导支持下,带领全所人员,开展结核病普查工作,做到挨家挨户、一户不落下,摸清了全县结核病的基本情况。帮助各公社卫生院建立结防科,配备X光机,培养基层第一线的结防医生,建立起县、公社、大队三级防治网,总结出适应农村防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我还按照工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提出奉贤的防痨重点。对那些慢性结核病、已产生较大耐药性,花再多的钱也不一定能根治的老病人,以家庭管理和家庭隔离为主。而把寻找初始病人,发现新的肺菌阳性病人,进行全力治疗为重点,并给予免费治疗,花最大的精力和财力治疗这些病人,以达到立竿见影、彻底治愈的目的,将国家下拨的有限防痨经费,用在刀刃上,用在真正需要的病人身上。

通过几年的努力,原来后进的奉贤结核病防治工作进入上海郊区防痨工作先进行列,在国内防痨战线上也有一定影响,肺结核死亡率有了明显的下降,至1983年下降到十万分之九点六,占传染病死亡总人数的比例也下降到37.1%。在工作实践中,我撰写了多篇有关防痨的学术论文,从实践提升到理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其中19817月撰写《农村结核病人化疗全程管理》一文,刊载在《上海防痨》杂志复刊号上,19819月撰写《农村肺结核新病例寻觅问题的探讨》入选1982年全国结防工作会议资料汇编,并定为大会宣读稿,还刊载于《中国防痨通讯》1982年第3期,摘要刊登于《医学研究通讯》1982年第8期。

在我先后担任县卫生局副局长和县中心医院院长期间,仍兼任奉贤县结防工作的技术顾问,继续为奉贤防痨工作奉献自己的人生。

 

转身祖国医学教育事业

1984年,奉贤县准备在原卫生学校的基础上,建设上海奉贤医专,以培养高层次的医务人才。上世纪80年代,广大农民对医疗卫生需求日益增长,但与医疗卫生技术状况不相适应的矛盾越发凸显,上海虽然经济比较发达,医疗条件相应完善,但郊区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依然存在,农村医疗人员数量少且质量不高,学医大学生不愿到农村来,人才根本动员不下来,就是来了,也留不住。为此,市卫生局计划在郊区建立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医学专科学校,市卫生局副局长施杞带队到郊区各县协商,其他几个县不太愿意接受这件事情,但与奉贤原先的计划却一拍即合,在与奉贤县县长沈效良洽谈时,当即表示愿意接受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县里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县卫生局,当年,我任县卫生局副局长,受命参加筹建工作。我虽缺乏医学教育的经验,但医学教育研究与临床研究两者意义同样重要,医疗临床研究的是治疗病人,而医学教育研究的是培养医疗病人的人。说实在的,我非常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它非常有利于培养农村医疗卫生人才。为此,我甘当园丁,来了个决然的转身,走上了医学教育之路,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

但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学校到底怎么办,开始时心中没有底。一段时间内,我寝食难安,在头脑中一直在思考着一些问题:学校定位是什么?培养目标是什么?校训如何确定?教师队伍怎么建设?硬件条件如何完善……后来在市有关领导和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解决。明确了学校的定位为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适应农村需求;明确了培养目标是培养农村医疗单位乡土型”“实用型”“全科型”“眼不高”“手不低的高等医务人才;确定了学校校训为好学、求实、精医、崇德八个字;确定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措施,采用引进和自己培养相结合的方法解决。还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派遣年轻教师外出脱产培训。

19886月,我卸任县中心医院院长职务,由市教卫党委通过市卫生局正式任命我为上海奉贤医专常务副校长(校长由县领导兼任)。学校也组建了校部和处(科)两级机构,按大专院校规程运行。1993年,奉贤医专改为市属的上海医学专科学校。199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正式命名为上海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995,学校进行全科医学教育的探索和尝试,开展全科医师的专业化培养。开设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全科医学三大专业,设有公共基础课程及医学基础课程17门、临床课程11门。我也先后撰写《发扬专科特色、定向分流培养》《全科医生势在必行》等学术论文,均获得市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9958月,学校已培养高级医务人才751人,其中90%以上分配到农村医疗机构工作。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安心工作,较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不少人很快成为科室的骨干。有的还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的也有多人。1992年届毕业生吴彩芳原分配在南汇县一所县级医院,当她家乡的卫生院希望她回去工作时,她毅然决定回家乡工作,担任新港乡卫生院妇产科医师,工作一丝不苟,得到家乡群众的一致好评。上海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青睐,毕业生分配一直供不应求。一些卫生院院长多次到校求援,并提出为他们定向培养大学生。所有这些,都是我的最大欣慰。因此,我在医学教育道路上一直干到退休为止,在医学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了15年之久。

我的人生经历,可以用勤奋、受挫、多彩来概括。在风风雨雨、奋进成功,乃至曲折磨难中,为党和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工作。但党和国家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

19841992年,担任政协奉贤县委员会第五、第六、七届委员,任政协医疗卫生组组长,积极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活动,多次提案,提出发展奉贤医疗卫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提供县领导在科学决策时参考。

1987年晋升为主任医师,还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高等医学教育会会员、上海医学会教育学会常委、上海市肺科学会郊区组顾问等。

1993年获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从事医政管理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410月起,享受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荣誉证书。

这些荣誉的获得,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与领导支持及同仁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我既感觉到自豪,也会感到受之有愧,唯有身怀感激之心,才能对得起大家对我的厚爱。

1999年,68周岁的我光荣退休,从解甲归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计划我的退休生活,自学电脑、摄影,练练书法;积极参加政协之友社的各项活动,参与政协之友社组织的医疗咨询和下乡义诊,一直到80岁,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才停止义诊;还负责震旦大学的校友工作,在端午节、重阳节时组织联谊活动,参加者踊跃。可以说,我的退休生活充实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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