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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援非的那段经历——原县政协四、五届委员侯永章访谈录
 

2015年8月31日  15:36:20   


 20153月下旬,我采访了原县政协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原县农业局党委副书记侯永章老先生。老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曾赴西非援助尼日利亚种植水稻,他那种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那段在异国他乡富有传奇故事的经历,笔者认为值得载入史册供年轻一代了解、学习和体会,于是我决定采访他。85岁高龄的老委员对那段历史还是那么记忆犹新,他向我娓娓道出了那段亲身的经历。

笔者:先请您介绍一下是在什么形势背景下去援非的,你们又是如何去的?

侯永章:尼日利亚是农业国,每年石油出口收入占国民经济收入的16%。但是,随着石油的采挖,一方面农业土地减少,另一方面石油资源却越来越少,外汇收支就发生困难。所以,尼日利亚政府早在1973年就提出开展国家养活运动,决定聘请中国农业专家去帮助开发农业。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我国政府当时就派出一个农业专家组赴尼日利亚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调研,1976年底决定派我们去帮助他们开发农业,试种水稻。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部,南临大西洋的几内亚湾。国土面积为92.3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由于尼日利亚位于北纬,靠近赤道,所以气候炎热,雨季和旱季明显。尼日利亚的农作物主要有高梁、玉米、小麦和薯类等,在中南部地区主要种植木薯。木薯为热带块根植物,种植简便产量高,用枝条扦插后,除两次草,施些肥,生长14个月,亩产可达5千公斤左右。木薯的块根磨成粉后可食用。水稻种植面积极少,仅在农业科技院校试种,种得也特别稀散,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

1976年底至1979年初,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派出的一名上海农业专家,被选中赴西非援助尼日利亚试种水稻。出国前,先到北京接受一周的培训,讲授西非风土人情、尼日利亚法律、气候特点、外交礼仪等,第一次到首都,在培训之余,农业部还安排我们参观了天安门等景点。那时候我们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援助非洲人民是多么神圣的任务,当时大家虽然人在北京,但心已经到遥远的西非了。

19761230日是我们赴尼日利亚的日子,北京正值隆冬季节,那天气温低至零下13,我们穿了棉长大衣还嫌有点冷,尼日利亚驻华使馆秘书亲到首都机场为我等首批9名中国农业专家送行。因语言不通,机场内又一时找不到英语翻译,故只好请一位法语翻译来帮助翻译。幸好法语和英语比较接近,所以我与尼驻华使馆秘书勉强地作了礼节性的交谈。到了晚上1045分,我们脱下了向农业部借的棉长大衣,登上了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31日北京时间2345分,飞机缓缓地停靠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机场。还没有下飞机,一股热浪就向我们扑来,拉各斯当天的气温高达38,与北京相比温差50。我们穿着有夹里的礼服,在机场热得无处躲避。幸好我驻尼大使馆经参处秘书等及时到达机场,要我们赶快脱掉礼服,并递来扇子给我们扇风,但我们还是热得汗流夹背,感觉非常难受。

虽说此时在北京是半夜时光,但尼日利亚却是太阳当空,尤如上海夏季午后4时的光景。记得当时尼方派了一名官员和两辆汽车到机场迎接,接机后直接将我们送到首都郊区埃丕区阿拉加农场住宿。首都拉各斯坐落在大西洋的海岛上。在尼日利亚最南端的大西洋沿岸有三个小岛,海岸与中间的小岛之间有一座六车道的大桥,中间小岛与两边小岛各有一座桥连接,整个首都拉各斯城市就建在这三个岛上。首都拉各斯风景优美,港口较大,城市建设得也不错,但卫生状况太差。

笔者:请问你们到尼日利亚后是如何克服当地气候土壤的差别,用了那些措施和办法试种水稻成功的?

侯永章:尼日利亚虽然是农业国,但基本不种植水稻,农民没有种植水稻的习惯,能否试种成功心中没底。当时我国在尼日利亚共派了3个专家组。我们是受国家农业部委派,由上海在郊区各县抽调的农业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有25人,我在专家组担任副组长兼党支部副书记。离我们500公里处有广东的打井组,有20多人,帮助打深井解决当地人吃水问题。离我们800公里处有北京郊区抽调的工业组,也有20多人,帮助尼日利亚发展小手工业。3个专家组由我国驻尼使馆经参处负责领导,每月开一次组长会,我们向使馆汇报工作。一年开一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组与组之间互通些情况。平时由于交通不便,因此联系很少。

由于我们这个项目属于援助性质的,所以我们专家组人员的工资比较低,仅为国家其他援尼专家工资水平的40%左右。当时专家组人员每月工资水平工程师级为700元人民币,助工级为560元人民币,技工级420元人民币。

我们农业专家组援尼开发农业,主要有施工、试种两大任务。具体分为二个组,施工组按设计要求搞好150公顷土地的伐树清场、开荒造田、建造泵站、筑路建渠。试种组主要在2公顷土地上试种水稻,探索种稻经验。整个工程计划5年完成,在150公顷土地上全部种上水稻。施工组两年工作进展较快。首先是搞好伐树清场。对150公顷土地大小不一的4万多株树全部用推土机推倒。大部分树碗口粗,大一点的树直径约在50100公分不等。这些推倒的树经过两个月风吹日晒后,全部就地焚烧,然后用推土机推平。两年里基本完成了清场伐树工程,平整了60%的土地,建造了水管直径24公分的3座水泵电灌站,铺设了约700米地下渠道,接近项目一半面积的土地筑了路和修了支渠,为第三年较大面积种植水稻创造了基础条件。

试种组前期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我们试种组有5位同志,带领招收的15名尼日利亚学员,在2公顷的土地上挖掉了400多只树根,并用手推车平整了土地和筑好2000米长的一条排灌两用渠道。建成了20块(每块1.5亩)的田块。但是2公顷田仅靠一台六进五出的小水泵抽水,8小时只能灌4块田,需5天才能轮灌上一次水。而且灌了10公分的水,不到一个小时就漏光了。为了多灌水,等尼方抽水员每天下午4时下班后,我就去替班抽水到半夜12时,这样就保证了每块田块3天内都能灌上一次水。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断探索,我们终于制服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水稻试种难题。

尼日利亚当地土质呈沙性和渗水性强的特点,我们试种水稻时用旱直播,将稻种直接播到土地里后再灌水促发芽出苗,并选用适应尼日利亚气候的水稻品种。当时我们从国内带去了4个品种,广陆矮、广农矮、国际八号和国际二十号。第一年试种两个广字号水稻品种不理想,穗茎瘟发病率达99%,发病指数在54%以上,亩产只有125公斤和145公斤。国际八号、二十号两个品种是国际水稻研究所在热带地区培育出来的抗性和适应性较强的品种,亩产均在200公斤至300公斤之间。第二年只用国际八号、二十号两个品种,并从第一年试种的广陆矮中选出两个抗性强的变异植株种子分别编为一号和二号。上半年小面积试种,下半年作后季稻种植。一号种3亩,亩产达375公斤,二号种6亩,亩产达425公斤。终于实现了大使馆提出的亩产要达到300公斤以上的试种目标。试种第二年一公顷单季稻和双季稻均获得了平均亩产500多公斤的好收成。使馆党委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赶来祝贺。我负责的试种组被评为援非工作先进单位,我个人也被评为了援非工作先进工作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同志正好在尼访问,他对我们取得试种水稻成功非常高兴,在大使馆接见了我们专家组部分成员并合影留念。

笔者:请问老侯,你们在尼日利亚期间是如何解决气候环境不适等问题,并克服困难坚持下来的?

侯永章:由于我们是来自上海的农业专家,刚来这炎热的西非国家,自然在生活等诸多方面很不适应。就说饮水问题吧,尼日利亚人习惯吃沼泽地的水,他们每天把沼泽水送到工地给我们饮用。饮用这些沼泽水后,开头一段时间,我们都纷纷得病,最多时全专家组有十多人同时生病。我在这两年中也得过几次病,其中牙痛就达5个月之久,还先后在腰部、臀部和脸上多次生过肿疮。有3位同志的手腕部位也经常出现无名肿块。随行医生是当时的川沙县人民医院党支部副书记方仁泰同志,组里多人得病让他忙得团团转。他是治疗肝炎的专家,但却在尼日利亚感染上了肝炎,后不得不提前回国,由上海第八人民医院的乔炳桐医生来接替他的工作。后来我们寻找得病的原因,发现是因为饮用了尼方送来的沼泽水而引起的,于是我们就停止饮用沼泽水,自己到远离住地200公尺的地方去挑水饮用,同时又给全组人员每人打了一针丙种球蛋白来增强抵抗力。自此以后,发病人数大为减少。

非洲的昆虫特别多,在尼日利亚有一种小虫子被它咬后就会起一大肿块,奇痒难忍,专家组人员身上被虫子咬后生疮疖的很多,我们在被虫子咬了后就用碘酒搽了止痒,这样一斤装的碘酒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完了。还有一件可怕的事,有一次我们居然发现有一种寄生虫在组长和一名水利工程师的眼睛里爬,十分惊吓,保护眼睛不让寄生虫进去成了我们每天要防备的一件要事。

在尼日利亚的伙食费由我国驻尼使馆经参处供给,标准是每人每月110个纳郎,折合人民币310元(尼日利亚一纳郎折合人民币28角)。开头几个月都吃的是荤菜,因尼日利亚难以买到蔬菜,与在国内平时以蔬菜为主刚好相反。由于蔬菜吃得少,身体缺乏维生素,部分组员就出现了身体浮肿、牙齿酸痛的现象。后来我们就从国内拿来了一些蔬菜种籽,自力更生种蔬菜,保障蔬菜自给,另外还供应一些水果,特别是酸性水果给大家吃。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后,浮肿慢慢消退了,牙病也没有了。蔬菜种植后,除了自给外,吃不完的还送给使馆食堂,据说还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外汇。

笔者:请问你们在尼期间,是如何与当地人民相处相融,扩大影响,不断增进与当地人民友谊的?

侯永章:听我驻尼大使馆的同志说,在我们去的前几年,尼日利亚政府曾聘请过日本专家在另一个地方试种过水稻,试种结果亩产始终在300公斤上下难以突破,后来日本专家认为尼日利亚不适应种植水稻而走了。我们在尼日利亚种植水稻,亩产突破了500公斤,这本身在尼日利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尼日利亚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亲自到我工地视察,那天我驻尼大使和经参处参赞事先赶到工地,迎接奥巴桑乔总统的视察,尼总统视察后高度赞扬了我专家组的耐劳吃苦精神。当地州政府也对我们试种成果感兴趣,有一次一位新上任的州长(相当于我国省市级官员)来到我们基地视察。他年龄36岁,个头有1.8米,手持拐杖,向我们招手表示友好。其中一位州农业部门的三号人物还专门召集在基地的尼方学员训话,大致的意思是:中国的专家有很好的种植水稻的经验,但他们是要回去的,回去后种植水稻就靠你们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把中国专家的经验学到手。训话后,尼方学员的情绪高涨,劲头也比以前更足了。

非洲国家人的等级地位分明,尼日利亚政府官员习惯上不参加劳动,他们认为劳动是下等人的事。在我们的基地有两名工头,是尼政府官员,他们仅在早晨上班时到工地一下,对工人点名,然后就走了,平时也很少来工地。偶尔来工地如看到工人干活不顺眼,就很随意开除工人。一次在工间休息时,坐在田头的一些工人正好被来查的官员看到,问工人为什么坐着不干活,这时有些工人偷偷地干起活来了,但其中有一位工人较为老实,他说这是中国人叫休息的,官员认为这是顶撞他,就提出要开除这名工人,后经我们作了解释,才免遭了被开除的厄运。

为了扩大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影响,增进中尼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专家组成员坚持以身作则,同尼方工人、学员一起参加劳动,脏活累活抢着干,干活比他们做得好、做得快,使尼方工人、学员深受感动。对尼方人员做错了事,我们也不大声训斥,而是耐心说服他们改过。一次休息时,尼方学员翘起大姆指对我们说:拖尼斯瓜特,意思是中国人好。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讲:中国专家对他们不摆架子,不训斥人,带头劳动,真是了不起。

尼日利亚还有个特点,工人常常会罢工,如发工资不及时,就罢工。尼方规定每月最后一天给当地工人发当月工资,迟发一天工人就有意见,干活不起劲,第二天还不发就罢工不干。我们对罢工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虽然罢工会影响工程进展,但工人要求及时发工资也是合理的诉求,我们不好说什么。据有的工人讲,迟发二三天工资家里就没有饭吃了,有一个工人因迟发工资而致家中无东西吃,只好去森林里打了一夜的猎物,才算解决了家中两天的吃饭问题,看到他们有困难,我们经常接济一些食物给工人。有一次我对一个家境困难的学员说,你们家如果要吃蕃茄就到我们的菜园去采吧,想不到他后来把我们蕃茄田当作自家的菜园子,天天去采了吃。

在尼日利亚驾驶员的地位很低,因公开车在外不准驾驶员到房子里睡觉,只能在车子里休息。驾驶员开着车窗会被蚊虫咬,关着车窗又热得睡不着。尼官员有一次发现一位为我们开车的驾驶员在一间浴室里睡觉,就向我们提出意见,后经我们多次解释,才被允许。跟车工的地位更低,我们给他们的小费都要交给驾驶员。我们为了表示友好,对为我们工地运送物资的驾驶员和跟车工均给一些小费,但我们发现,当着驾驶员的面给跟车工的小费,跟车工当即全部交给驾驶员,后来我们背着驾驶员悄悄地给跟车工一些小费,他们拿到后马上装进口袋,表现出非常感激的样子。尼日利亚车子多,车速快,驾驶员多数不遵守交通规则,一般车子都要开到每小时120公里,有时超过140公里。黑人喜欢唱歌跳舞,为我们开车的驾驶员有时也边开车边唱歌,双手脱离方向盘,我们经常警告他开车要当心,车速不要过快,但他们过会儿又忘记了,还是老样子,所幸的是我们两年来未发生过交通事故。但是,我们到处可看到由于车祸被撞坏在公路边上的车子,就在我们工地到首都不到一百公里的公路边上,停放着被撞坏的车辆有50多辆,有些险要地段就有10多辆,车祸多,事故大,而且因车祸而受伤的人无人关心。有一天早上,一辆大客车与一辆轿车相撞,大客车上乘坐的20多人个个头破血流,小车上一家4口,2人当场死亡,另2人因无人来及时抢救不久也先后死去。一次在我们工地附近,有个驾驶员被撞后伤势严重,坐在公路边喊救命,许多车开过无人理睬,我们看到后就安排翻译等3人,用面包车将他送到医院,这位驾驶员忍着痛激动地说:中国人真好。

笔者:请问你们在尼日利亚工作生活,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我国不同,你们是如何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的?

侯永章: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专家,在尼日利亚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到中国的声誉,平时我们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小组经常开展学习谈心活动,每个人定期汇报自己的工作以及生活情况,互相监督,坚持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尼日利亚城镇的妓女很多,极大部分为本国农村的黑人女子,但也有一些欧洲白人,因家庭贫困来非洲谋生。在我们工地上曾有过一次笑话,在200公里外的城市有个黑人妓女,她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中国专家组,专家均未带家属,就穿着一身红衣,打扮得花枝招展,身上喷足香水,前来我专家组找翻译。我们的青年翻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就很客气地招待她,请她坐下,倒了汽水让她喝,她还提出问香烟有吗?翻译感觉不对,就问她来此有什么事?她说:只要你们中国人愿意与我睡觉,我都愿意为你们服务。翻译一听不对头,问她:你是不是妓女?她回答说:是的。翻译听后马上请她走,并说:我们不需要这种服务。这个黑人妓女很不理解,她边走边说:难道你们中国男人不喜欢女人吗?

笔者:请问你们在尼日利亚的两年多时间,一定有很多见闻,其中也肯定有一些奇见异闻吧?

侯永章:由于非洲大陆远离中国,风土人情大为不同,有些事情鲜为人知。我们初到尼日利亚时感到不解,同时也很感兴趣。尼日利亚人携带东西都用头来顶,从来不用手拿肩挑,农村的小孩七八岁就练头顶东西了。妇女在森林里打柴,100多公斤的树枝顶在头上能走几里路。我们工地上水泵站抽水员的妻子背上背了一个小孩子,她还能一天到晚在工地上用头顶50公斤一包的水泥来回跑毫不费力。由于头顶东西已成习惯,有的人竞连一只小小的搪瓷杯或一把斤把重的砍刀也顶在头上,两只手却空着走路。

尼日利亚有一些动物与我国的也不一样。如癞蛤蟆很小,但很会叫,声音茄茄的很响。青蛙小而但身体长,腿也长,但不会叫,跳起来很远,在平地上跳有两米多远,而且还跳得很高,跳起来能吃到高近一米的稻穗上的虫子。鳖大得出奇,有一次我们从市场卖来一只7.5公斤的鳖,烧了7大盘,28个人只吃了5大盘,剩下2盘吃不掉了。我们还在市场上看到一只15公斤重的鳖,当时的价格约有300多元人民币,因嫌贵而没有买。

尼日利亚贫富悬殊很大。在城镇少数富有人家私人轿车有好几辆,有些富人一件衣服价值数千元(人民币)。常来关心我们工程的区农业主任(相当于我国县级的农业局长)月工资为600多个纳郎,而在我们工地上干活的工人月工资只有54纳郎,相差11倍。大多数尼日利亚人比较贫穷,睡觉一无床,二无蚊帐,三无席子。有些人住在用棕榈叶搭的小棚子里,家无隔夜粮,工资迟发一两天就饿得发慌。尼日利亚允许一夫多妻,妻多妻少很不匀,有钱男人妻子一大群,穷人娶不起妻子则当光棍汉。他们以妻子多为荣,一般小手工业者也有两个以上妻子。为我们开车的司机已有两个妻子,他说可惜母亲死得早,否则要替她娶满4个妻子,达到他父亲的水平,现在他只能靠自己筹集资金准备娶第3个妻子。据尼方报纸报导,尼首都有个敲非洲鼓的鼓王,一人就有23个妻子。他原来只有一个妻子,后来他参加的该剧团里面的22个姑娘都愿意嫁给他,政府知道后开始不同意他登记,他就上诉法院,称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并无数量上的限制,且以前有过多妻的先例,为何不同意。政府无辞以对,只得同意他与22位姑娘登记结婚。另外,尼日利亚还有终身夫妻和非终身夫妻之分。据帮我们开车的那位司机讲,他为娶第3个妻子已花了不少时间,还需要筹集满200纳郎,这是因为娶妻时必须向岳父母家付足200纳郎才算是终身夫妻,否则为非终身夫妻,妻子随时可以跟人家走。

尼日利亚无计划生育制度,由于地处热带,发育早,结婚早,生育人口增长快,十几岁的初中生已像成人一样,十二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就像我国的大姑娘,而且还可允许结婚。所以一般20岁左右的女人已经都生育了四五个孩子,有的甚至一年中在年头年尾能生两胎。我见到一些年轻女子在路上时,常常背上有一个,手里带一个,后头跟一个,肚里怀一个。有四五户房子的一个村庄,光着屁股的小孩常常有一大群。怪不得尼日利亚国土面积那么小的国家,人口却有一亿多,是非洲人口最多而又较穷的国家之一。

尼日利亚经济发展慢,物价上涨快,这在我们的伙食费安排上就有明显的感觉。刚去时第一年的上半年伙食费大量结余,到了下半年就余不出来了。到第二年物价大涨,我们只好把结余的伙食费都贴进去了,第二年下半年原有的伙食费不够了,用餐标准大大下降,只能靠自种蔬菜来贴补伙食。据尼方媒体公开报导,1978那年尼日利亚物价上涨24%,但在我们的感觉上上涨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由于资本家搞进出口经营,大量进口汽车,而国内其他货物紧缺引起物价飞涨,首都的学生起来游行示威,受到军人镇压,有10名学生死亡,引起首都大乱。有一次我去首都拉各斯大使馆办事,在市区正好碰上一群学生在火烧汽车,现场浓烟滚滚,刚进入市区就看到了非常紧张的气氛。我们见到一群黑人在向我车上的司机说些什么,司机脸部表情十分紧张,问他什么事?他说:哪瓜持、马托化约化约。我听懂说是在烧车子,赶快叫他掉头,从外围公路迂回去大使馆。后来了解到学生组织起来在游行示威烧汽车,尤其是要烧本国官员和外国人乘坐的汽车,以扩大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这是我在尼日利亚两年中最感紧张的一次。

(作者系原区政协办公室副调研员 蒋联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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